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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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志愿服务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成员间的沟通与互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黏合度；其次，志愿服务有利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再次，志愿服务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提升，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王彦东、李妙然，2020）；最后，志愿服务有利于培养社会治理欠缺的公共精神，积淀社会治理需要的社会资本，调节社会管理潜伏的隐患矛盾，协调社会治理需要的多方资源，减少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王婕等，2018）。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与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局限性，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还需要有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发挥“润滑剂”的作用，由此志愿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迅速兴起，联合国更是将 2001 年确定为国际志愿者年（邓国胜，2002）。我国的志愿服务在同期也开始逐步发展，早期主要呈现三种模式，即社区志愿服务、青年志愿服务以及部分草根组织志愿服务。我国志愿服务一开始就结合了本土特色，进行了多方面有益探索，但也存在群众自愿性不足、偏离志愿服务初衷、组织发展受到体制环境制约等问题。

时间银行是活跃在我国志愿服务领域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其主要理念是志愿者将志愿服务时间存入个人账户，在需要时取出换取他人服务（陈功、黄国桂，2017），这一理念在 1980 年提出后即成为西方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计量工具和平台媒介（刘妮娜，2020）。2008 年，志愿者在奥运会举办、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志愿者服务的社会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也促进了时间银行的快速发展。此后，国家和地区层面有关志愿服务的政策陆续出台，从内容、标准、制度、流程等方面对“时间银行”这一互助服务机制做出了规定，形成了系统的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志愿服务发展获得了新机遇与新动力。2014 年中央文明委印发《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2016 年中央文明办发布了《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2017 年国务院颁布《志愿服务条例》，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为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制度保障。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志愿服务体系”；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当前，我国时间银行数量不断增加、影响区域不断扩大，其自身的管理日趋规范（陈功、黄国桂，2017），在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功等，2021）。志愿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志愿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应急志愿服务、大型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文化志愿服务、老人照护志愿服务等多种新形式不断得到探索与实践。

信用与人类社会发展全程相伴，对维系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信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传统农业社会及以前，熟人信用对经济社会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工业社会，以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为支撑的货币信贷信息体系保证了社会的高效运转。在信息社会，一切主体的社会活动均以信息形式表现出来，信息信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章政、张丽丽，2017）。

伴随着信用形式发展，社会信用体系也不断完善。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始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共经历了酝酿萌芽（1978—1991 年）、起步发展（1992—2001 年）、快速扩张（2002—2011 年）、深化拓展（2012 年至今）四个阶段（熊治东，2020）。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失信惩戒”。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征信系统共收录 10.2 亿自然人、2834.1 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信息，基本涵盖了全国范围内的每一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与个人（张丽丽、章政，2020）。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体现了很强的政府引导作用。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仍在持续深入推进过程中，人的城镇化仍需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这决定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大的特色是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引导、推动和示范作用（张丽丽、章政，2020）。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社会信用体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渐完善，以成熟的征信市场为特征，而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本质上是“公共信用体系”，源于公共管理并服务于公共管理过程，不局限于传统的借贷信用，而是以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为基础融入数字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广义信用特征（沈亚平、冯小凡，2020）。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带来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江小涓，2018）。

02

（一）志愿服务与社会信用均根植于我国传统治理理念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时期儒释道的交融发展、到宋朝儒学的再度独尊，再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与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这过程中，儒家社会治理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在我国传统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体现在新乡贤、新村规民约、三治融合等当代基层治理实践中，成为我国优秀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王伟进，2021）。“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仁”和“信”可分别对应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因此，我国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一定意义上均根植于儒家社会思想，二者是传统治理理念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体现与发展。

具体来看，“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与道德理想。“仁”的核心内容是爱人，它始于亲人扩及路人而施及自然万物（侯建华，2017），充分体现了奉献、友爱与互助的志愿服务精神，展现了志愿精神超越个体、追求大爱的心理境界。“仁”是个人精神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原则，成为我国各类志愿服务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

“信”在古代最初是指祭祀上天、神和先祖时的一种不敢妄言的虔诚态度，后发展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信”为儒、墨、道、法、佛等各学派所共同强调。其中，儒家将“信”视为“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墨家认为“言不行者行不果”；管子更是把“信”视为治理天下之根本（龙倩，2017）。从古至今，诚信都是我国社会最为注重的品德之一。在现代社会，信用被视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刘叶婷等，20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缓慢，大量社会信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风向标，彰显了无私、奉献、团结、友爱的利他主义精神（王彦东、李妙然，2020），成为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重要途径。社会信用所蕴含的遵纪、守法、诚信等品质是社会和谐稳定、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治理思想中，“仁义礼智信”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协同发展、相互支持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更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是“仁”与“信”传统治理理念的现代社会表达，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二者相结合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二）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是创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

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制度构成，也是维护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董树功、杨峙林，2020）。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基于血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徐平，2007），也是我国社会信用的重要来源。然而，自 19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导致了我国社会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的逻辑嬗变（陈占江，2007），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或半陌生人社会转变。一方面，家庭小型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使传统的血缘、地缘、学缘影响逐渐趋弱；另一方面，由于相应的社区功能的缺乏，使个人在工作和交友之外，很难有其他渠道与社会产生深入关系，由此导致现代人愈来愈深的社会疏离感，也造成了社会信任的缺失。

实践表明，志愿服务是破解社会信任困局的一种重要政策选择。正如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所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健康的结社生态系统往往需要通过志愿组织和媒体来进行”。帕特南认为志愿组织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群众性基层活动，公民自发产生的社会网络组织有助于成员间的信任和规范的建立，实现跨越人口、种族和社区的网络链接（杨雄等，2019；张大为等，2020）。因此，现代志愿服务的开展能够为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提供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拓展社会生活的渠道，为破解社会疏离和群体隔阂提供纽带，为发展社会资本、增促社会信任、维护社会秩序、增添社会活力提供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志愿服务所具有的奉献、互助、友爱等精神特质，能够产生社会凝聚力和影响力。在提供社会凝聚力方面，社会网络不仅使组织内部人员建立了客观的联系，增加个体接触到志愿服务相关资讯、提高志愿活动参与的可能性，也建立了主观情感上的联系，强化组织成员间的归属感（胡涤非、陈思茵，2019）。

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有助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良性激励机制。我国志愿服务体制机制建设仍处于完善过程中，如何激发广大群众深度参与仍面临一定挑战，而将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有助于为个人提供提高自身社会信用的途径，有助于促进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增强志愿服务的活力与动力。同时，当前我国征信信息主要以监督类信息居多，包括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有费用欠缴行为等，很少有正向激励的信用信息（刘晓莹，2018）。志愿服务是一种群众自主的互助、奉献行为，若能够将志愿服务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激励机制，使居民在进行志愿服务过程中累积社会信用积分，必将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既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也将有益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应用。

03

贵州省清镇市是我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首批试点县（市、区）。清镇市总面积 1492 平方公里，2019 年末户籍人口 54.68 万人，常住人口 50.19 万人，居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2019 年，当地地区生产总值为 263.43 亿元，一、二、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 11.4%、41.8% 和46.7%。2018 年起，清镇市以“诚信建设”为主线，以志愿服务为主要方式，通过推进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服务群众中引导和凝聚群众，探索出了具有清镇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

（一）主要做法

清镇市历来十分重视诚信文化建设，2011 年清镇市“诚信农民建设”曾获得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诚信乡镇、诚信村组、诚信农民创建活动，使清镇市收获了诚信红利，诚信已成为清镇市重要的文化名片。在新时代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清镇市尝试将诚信清镇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探索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新模式，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发建立诚信共享平台。为在全市推广行之有效的诚信建设，清镇市自主开发了“链上清镇·智惠城乡”诚信共享平台，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索引，依法依规记录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各领域的相关信用信息，全面建立各领域信用记录。诚信共享平台的建立为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数据的共享、互动是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清镇市致力于加强数据共享力度，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平台与诚信共享平台的数据共享，使志愿者在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能够智能积累诚信积分，极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激活了诚信数据，成为促进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二是创新诚信储存和激励机制。为保证诚信建设体系的完善性与可持续性，清镇市建立了诚信银行与诚信超市。其中，诚信银行负责诚信积分的核定与审查，诚信超市负责积分兑换工作，为居民使用积分提供了渠道。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居民通过参加志愿服务累积诚信积分，从而做实了诚信银行，也促进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三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助推服务供需对接。清镇市依托“大数据”战略行动，建成了“湖城 E 家·清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实践云平台开通点单、接单端口，实现供需自动匹配功能，系统根据需求者与参与者的信息，自动达成需求服务匹配，志愿服务更快捷。

四是加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清镇市提出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题，突出“诚信建设”主线，打造诚信清镇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当前已成功探索了“诚信清镇”“相约星期三”“党员联系服务群众”与“职教城青年志愿服务”等系列清镇品牌，广泛宣传了农民诚信致富、党员干部开展特色服务、职教园区志愿服务成功经验等志愿服务，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品牌化、常态化、长期化建设，良好的品牌化建设成为清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突出特点。

（二）主要策略

为了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对基层治理的助推作用，清镇针对志愿扩散、融合载体、了解需求、精准服务、创新可持续等方面的难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具体如下：

1. 发挥典型个人和群体示范作用。清镇市充分发挥社会信用和志愿服务相互促进的作用，通过宣传模范个人和群体，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发挥典型个人示范作用。例如，曾经外出务工十年的青年 L 返乡投身于蔬菜种植，不违背与协议商家的信约，拒绝出高价收购蔬菜的商家，成为“诚信农民”的模范。在政策引导下，L 化身为带领群众致富志愿者，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诚信青年创业示范点，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和辐射农户 450 户，发展蔬菜种植 1500 余亩。在政策引导下，诚信志愿者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二是发挥典型人群示范作用。清镇市职教园区拥有十多万青年大学生，在促进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的过程中，清镇市充分发挥大学生志愿者优势，以志愿服务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践行实践育人，实现了大学与乡镇的点对点帮扶。

2. 创新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的载体和激励机制。为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清镇市打造“诚信清镇·志愿湖城”的新品牌，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载体强化个人征信的运用，将志愿者的服务记录与“链上清镇·智慧城乡”的诚信共享平台接通。这样，人们在践行志愿服务的同时，能够收获诚信积分，让志愿者的奉献行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得到体现，形成了社会信用体系和志愿服务相融合的日常动态管理模式，既扩大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面，又强化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动力。

3.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有力的科技支持是促进基层治理水平提升、满足群众需求的重要保障。清镇市打通大数据平台，实现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志愿服务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要方式，承担着打通教育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任，服务群众需要深入了解老百姓对志愿服务的需求，清镇打造全国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云，让“大数据 +”贯穿清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全过程，按照“系统化设计、模块化运行、常态化实践、点单式落地、志愿化服务”模式运行。

4. 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清镇市之所以能够形成“志愿服务 + 社会信用”的工作路径，与该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工作策略分不开。自 2010 年以来，清镇市已经四度更换主政者，但始终将社会信用体系的长效机制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主要抓手，深耕诚信机制建设。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了涵盖 21 个方面的信用制度，在内容上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相互融合，打通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

清镇市通过大力探索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的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形成了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期化运行态势。通过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发挥志愿服务的信用累积功能，显著激发了居民的志愿服务参与热情，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了各民族、各群体之间的融合度和凝聚力，成为培育和践行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促进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融合、互动机制的建立，使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志愿服务实践，在社会生活层面形成了信用文化的培育机制，促进了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在基层的建设和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反过来又促进了群众性基层组织的发展，显著激发了基层社会的活力，促进了社会资本积累。

三是强化了基层治理的基础。志愿服务的广泛长效开展、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激活大力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抓手。二者的融合发展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参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的渠道，促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04

首先，从“诚信农民”扩展到“诚信市民”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农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城市陌生人社会特征则更突出。“诚信农民”的创建活动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实践，同时为特定星级的诚信农户提供贷款额度、利率的优惠政策，带动了信贷投资和当地经济增长，促进了乡村振兴。然而，目前通过诚信积分来进行小额信贷的农户较多，而城市居民相对较少。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诚信积分在贷款等方面对于城市居民的作用仍然有限，“诚信市民”的效果还未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诚信机制建设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而非社会领域。这体现为志愿服务与诚信机制的结合仍然不紧密，二者协同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机制仍然没有充分体现。从制度化的角度来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最后，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的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从理念上看，部分基层干部对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模式的理解程度不够，对其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重视程度不高，导致在工作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问题。从实践上看，仍存在着志愿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志愿服务的组织主要依赖党政部门、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呈现行政化和官僚化特征、社会信用机制建设仍待完善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制约着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模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已成为提升我国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

第一，制度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和社会信用相结合基层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相关精神为遵循，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融合，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路径，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充分释放“志愿 + 诚信”的治理效能。

第二，组织层面，重视引入、培育和孵化本地化、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组织。针对本地化、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不强的问题，要在发挥党员带头、党政部门积极参与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汇聚全社会资源，引入社会组织力量，培育孵化本地化、专业化志愿服务组织，推动志愿服务向常态化、专业化发展。

第三，群体层面，提升青年人、大学生群体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青年学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主要参与群体之一，青年信用体系建设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青年大学生的规模优势，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深化志愿服务与社会信用相结合模式在高校的探索，推动志愿服务实践的育人功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激励层面，提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分量。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不仅是一项道德实践，更是一项社会实践，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密不可分。应加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相关内容在诚信积分中的比重，特别是对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志愿服务行为应加大诚信积分奖励，扩大诚信积分在就业、入学、就医等民生领域的应用范围。

第五，手段层面，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实现志愿服务与社会信用数据的全面融合。网络时代，应充分发挥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优势，拓宽志愿服务记录、分级、积分的应用场景，与信用积分实现全面、深度融合，实现多源数据的及时有效沟通与互动，让数据成为志愿服务事业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介绍：李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伟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