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钧跃:呼之欲出的信用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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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要做出“诚信”或“失信”决定,以往对人们做此类决定的机理及产生的行为后果的研究局限于社会科学方法。随着多国的脑科学研究计划实施,以及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进展,多个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诚信道德”和“社会信任”范畴,行为心理学也深度参与其中。

科学家从人体生理结构和神经反应的角度,解释人做“诚信”或“失信”决定的生理过程。为了让人总能自觉地做出“诚信”决定,产生“诚信”行为举止,科学家已经用摄入激素调谐方法做了大量人体实验。在灵长类动物大脑植入刺激电极或人工智能芯片的临床试验,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用生物学和生理学方法改进心理治疗,完善行为经济学理论,正在探索实践中。

因此,上述领域的科学研究延伸至信控领域,并为信用生理学奠基,几乎是必然的。依据理论构建方法论,力图对即将问世的信用生理学给出定义和理论框架,并简述相关研究的伦理和法律约束。

关键词:诚信道德;信用生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物学;行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

长期以来,似乎信用只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研究的问题。然而,近30年来,随着多个发达国家大力投入脑科学研究,以脑科学为典型的若干个自然科学学科,陆续将其研究延伸至人类“诚信道德”和“社会信用”领域,对人的“守信”和“失信”行为做出了生理学解释。

此类研究进展的脉络相当清晰,从探究人类“道德”到“诚信道德”的主观内因开始,朝着分析人类“信用决策和行为”的生理机制方向推进。可以说,这类研究正在催生出一个可被冠以“信用生理学”名称的新学科。尽管“信用生理学”只是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相关研究的副产品,但绝非无稽之谈。

01

什么是信用生理学

契约经济范畴的信用问题,或社会交往范畴的诚信问题,姑且统称之为信用问题。自古以来,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曾对人性进行过描述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而且每种文明也都对塑造理想人性建立了成套规范。可遗憾的是,以往对信用问题的研究均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

迄今为止,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个人信用问题有两条主线:一是基于个人以往的信用记录去评估其信用价值的高低,度量信用风险大小则是逆向度量,其度量结果可用于针对违反契约的信用风险控制和社会交往类失信行为的惩戒;二是深究失信的道德和文化诱因,再找出现行制度的缺陷,其研究结果可用于设计诚信教育工程和修补制度漏洞。

然而,科学家认为道德体系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是由人类族群进化取向推动的。在解释造成个人失信的原因时,社会科学方法多基于道德、文化和制度因素去分析问题,在“究其所以然”方面得到的解释是不足且偏弱的。

近20多年来,多个发达国家大力拓展脑科学、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逐渐将研究延伸到了人类诚信道德的生理基础上。特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瑞士,它们分别制定了脑科学研究计划,已经从机理分析阶段向活体试验阶段过渡,对动物行为进行“矫正”或“操控”的实验成果显著。科学家不仅在传统的药物调谐方法上,甚至在“芯片脑控”领域都取得了贴近实际应用的进展。鉴于此,已有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加入进来,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极有可能催生出本质为“信用生理”的新学科。

信用生理学该是研究人体与失信行为相关的生物化学和具有生物物理特征的科学。针对人的守信或失信行为,它解释人类先天生理状态和后天生活习性对其的影响,以及研究如何让诚实守信思维和行为均成为人类下意识生理反应的技术和方法。

信用生理学认为人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人的一切都来自于生物过程,人的思维和行为也为生物过程所左右。关注人的诚信和信任行为,它将失信分为“主观失信”和“客观失信”两大类型,而它更关注如何去识别、改进和阻断人做出主观失信决定的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信用生理学论证人的价值观,即有意识生物的“幸福”。因此,运用信用生理学方法,能将价值观问题转换成用自然科学解释的生理过程,包括人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法律及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等。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教授保罗•扎克(PaulJ.Zak)提出了人脑中存在“道德分子”的概念,而且发现了人体释放“道德分子”的开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分子像陀螺仪一样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在基于信任的行为与基于谨慎不信任的行为之间保持平衡。它们(使用催产素)是可靠的实验证据,阐明了道德引导系统的核心机制”。他是最早做信用生理学实验的科学家,曾选取过数千人体样本做实验,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实验室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分布很广。通过实验,他发现人类的信任和互惠的前身非常原始,以至于道德行为的原始DNA被植入我们身体的细胞中,与生殖之事息息相关。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被我们称之为‘道德’的东西并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也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捏造之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维系基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

运用神经生物学去解释,“生化特征”是指人体内与诚信相关的几种激素分泌状态,包括分泌量高低变化、波动规律和平均值。如果针对某一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科学家可采用守信人群的激素分泌常态及最大波动的波峰值等测量值,确定实验对象激素分泌对应的“诚信基值”,并依据此基值做出对应“激素分泌一诚信道德”的等级划分。当该族群中的某人因其后天的生活环境受到外力作用而发生了变化,其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均会受到影响,引起其体内各种激素分泌量和分泌速度发生变化,导致有利于诚信行为的“好激素”分泌水平高于或低于诚信基线,促使其大脑产生守信或失信的意识,并因此进一步演进成为守信或失信行为。

所谓的“物理特征”,则是指某些人体器官的形状对于分泌出“好激素”产生的影响。例如,因脑垂体大小和形状不同,一个人分泌多巴胺、5-羟色胺、催产素等类激素的分泌量和速度不同,会使其行为举止呈现出“温顺”或“暴力”倾向。人体器官的物理特征是与生倶来的,属于先天性的,主要是由父母双方遗传因子作用的结果。

对一个人主观上做出失信决定及其比率作为测量值,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守信或失信的生理原因,并不是信用生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提出用医学方法去提升特定人群的诚信道德水平才是目的。

在操作方法上,信用生理学基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使用医学实验和医疗器械去识别有失信生理特征的“患者”,给出用药物或手术治疗方案去干预或控制其做决定的生理过程,促使其做出诚信或利他的决定,消除其出现失信行为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治疗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 一是药物治疗包括鼻腔喷雾和静脉注射。

  • 二是脑外科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可分为几种,主要包括颅内植入电极或芯片、手术改造激素分泌器官等。

  • 三是基于遗传学的治疗方法。

DNA编辑、DNA修剪、阻断患者受孕等均属于“治本”的方法。在实验进展上,据称信用生理学已有了不少临床试验数据和实验室研究成果,已取得了实施药物干预、心理调整和人工智能芯片操控的初步技术路线。也可以说,在理论构建的基础研究上,信用生理学在默默地取得进展。

除生理治疗外,行为心理学家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高疗效的心理治疗方案,将心理干预强度进行精准量化。对于潜在失信可能性级别较低的患者,将失信意识作为心理疾病实施治疗。心理疗法主要包括个人理财思维方式矫正、生活习惯矫正、激发催产素分泌的心理暗示、产生喜乐心态的音乐疗法、产生正义感的冥想操练等。有些心理治疗方法可以设计进诚信教育工程,以增强诚信教育的效果。

生理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关系,或可用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尽管信用生理学的学科基础主要包括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和遗传学,但行为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其重要的技术支撑。

总之,几千年来,哲学家和政治家试图借助理性的力量对人性加以解释和规范,人们早已领教过这类方法的效用。但是,信用生理学则不同,它从不同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审视诚信道德问题,并力图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诸如“建立人际间信任关系”和“失信”问题。

02

信用生理学的学科基础

构成信用生理学的基础学科有多个,其理论框架包括脑科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和行为心理学。

如果说行为是生命的特征,而生命由躯体和灵魂所组成,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就是研究“灵魂”活动机制的。作为自然科学学科,脑科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研究目的之一是改造人类生活欲实现的目标,让人能做出使自己幸福最大化(明智生活)的决定和举动,同时也尽可能使他人的幸福最大化(伦理生活)。

具体来说,脑科学研究人或动物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对脑的分子层面、细胞层面、神经小组、大型神经系统(如视觉神经系统)、脑干、脑皮层的结构等进行分析,去认识大脑认知神经的活动,揭示神经活动的规律,并阐释其机理。人类的感觉、运动、学习和记忆、思维、情感、行为等都属于大脑的功能,及大脑控制下的神经系统功能。因此,脑科学的民用研究目标在于揭示人脑活动机理,解释神经和精神类疾病的病理,发现预防、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以及干预人脑做决定的过程。另外,用神经计算机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也在脑科学研究范围,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是与脑科学研究相伴而行的。

从脑科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看,它融合过神经生理学、神经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组织胚胎学、药理学和精神病学,而心理学、统计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也被用于辅助研究。这从发达国家对脑科学研究目标的设定和研究项目布局均可看出,而且脑科学定义的外延还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以日本的脑科学研究为例,一篇以智能感知与人机交互实验室名义的报道显示,该国的脑科学研究是从4个方向推进的:

  • 一是理解大脑。诠释产生感知、情感和意识的脑区结构和功能,包括功能定位、认知、运动、情感、学习、思维、直觉和自我意识等;阐明脑通信功能,包括语言信息在脑神经网络中表达的机制,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以及语言、思想和智力之间的关系等。

  • 二是模拟大脑。发展脑型器件和结构,包括具有学习和记忆能力的神经元芯片、智力认知功能,具有智力、情感和意识的脑型计算机。进行脑型信息产生和处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 三是保护大脑。控制脑发育和衰老过程,其操作是识别与脑发育和分化相关的基因家族、发展调节脑发育和分化的技术手段,促进人类大脑健康发育和防止发育异常,控制人脑衰老;神经性、精神性疾病的康复和预防,包括药物成瘾性、修复受损脑组织、单内因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神经组织移植和基因疗法,抑郁症、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氏病、精神分裂症等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 四是培育大脑。弄清大脑的发育原理,取得在自闭症等发育障碍方面的预防和治疗以及育儿教育方面的应用。

人脑神经系统非常复杂,是可以接受或传递大量信息的通信系统,神经系统拥有千亿量级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遍布人的全身,呈线索样连结大脑和身体各部,或彼此间相互连结。神经以电传导的方式朝某个方向传递信息,从一个神经元的轴突到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突。在两个神经元的连接点(突触),传递信息的轴突释放微量的神经递质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与下一个神经元树突上的受体结合并产生新的电流。不同类型的神经释放不同种类的神经递质并通过突触来传递信息,而神经元整合各种分子信号形成突触和组织特定的神经回路。也就是说,脑科学研究对大脑的不少重要部位神经回路信号传递及其化学基础已形成相当清楚的图景。当前,科学家已能采用脑组织和细胞培养及组织薄片方法,将复杂的神经回路还原成简单的单元进行分析。膜片钳位技术和重组DNA技术等使科学家对脑神经信号发生、离子通道结构、功能特性及运转方式的认识有所改观。

在信用生理学领域,脑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理性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摆脱了仅依赖于直觉做决策的模式,将大脑边缘系统(指挥直觉)的权力交给额叶的思维系统,使其主动营造出“理性空间”。涉及道德认知的大脑组织位于人的前脑额叶皮层和颞叶之中,不同的神经通路被接通后,人会做出不同的道德决定。人的行为主要由4种道德决定进行指挥,对应产生4类行为:不影响别人的利己行为、对别人有负面影响的利己行为、大概率的互惠利他行为、无私的利他行为。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曾说:“人常根据情感来做道德决定,并用对事后归因的推理为其所做的决定去辩解。”因此,完全可能对人脑的“是非观”决策进行干预,对神经通道采用“扳道岔”式的操作,强制性改变人脑对道德相关经验做出反应,激素药疗是最简便易行的神经生物学方法。

依据神经科学家们的说法,神经生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起源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时期,证据是罗马医生盖伦在不同节段上切断人的脊髓,观察实验对象原有功能的丧失情况。在近代,神经生物学被分成“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两个分支。英国神经生理学家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CharlesScottSherrington,1857—1952)对单个神经元的功能及生物信号传递和转向机制做了大量研究,并在1906年出版了被称为神经生物学里程碑的《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一书。

神经生物学研究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发育,使用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学研究方法。认知神经科学是神经生物学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行为和学习能力等都属于这个学科研究范围。

尽管学科发展历史悠久,神经生物学研究延伸至“诚信道德”或“社会情感”领域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很多研究都是基于脑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神经生物学研究诚信道德成因的技术路线十分清晰,科学家在努力找出让人情绪稳定的、产生积极生活态度和爱心的“好激素”,调控其中的“好激素”分泌或摄入量,让人脑做出符合诚信道德的决策,以诚信行为和信任举动作为检验。

基于神经生物学的“诚信道德”研究是从人体激素分泌开始的。20多年来,来自多个学科的科学家参与研究有助于人类产生道德感的“好激素”及其作用。几年前,生物人类学家学海伦•费希尔(HelenE.Fisher)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因激素作用产生的4种生物系统,分别对应特定的性情气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例如,她曾对参加实验的情侣做功能性脑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让参与者答卷和接受医疗扫描仪检查。实验结果验证了她的推断,血清素相关特征指标得高分的人,脑内映射“遵守社会准则”的区域活跃度高。睾酮指标得高分的人,其大脑关于视觉和数学认知的区域活跃度最高。由此,她更加确定人的性格是两部分不断互动的结果:一是家庭与成长环境,二是由基因和荷尔蒙决定的先天性情。

从公开的文献看,表1中所列的激素中,催产素对人的“诚信”意识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最大,是最受关注的一种激素。

通俗地说,催产素是一种化学信使,存在于人脑和血液中,是决定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关键影响因素。催产素分泌量或摄人量,与人的慷慨和关爱行为强相关。诸多人体实验表明,在达标的催产素水平状况下,人会展现出道德行为,具备信任、合作、仁爱和公益特征。研究还发现,如果人在某时的催产素分泌水平或血液含量下降,他(她)的“移情作用”就会减弱,不自觉地增加了对外人的“敌意”,在行为上做出不利他人的反应。

人体激素分泌腺最多的器官是脑垂体(pituitarygland),分前叶和后叶两部分。它能分泌多种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性腺素、催产素、催乳素、黑色细胞刺激素等,还能贝士藏下丘脑分泌的抗利尿激素。这些激素对人的代谢、生长、发育和生殖作用十分重要。

脑垂体的物理特征也极其重要,通过其大小和形状的比对,或可发现“主观性失信者”和“诚实守信者”之间的区别。10多年前,美国就有医学院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科学家采集主客观性两组失信者样本,主要是那些有不良金融信用记录的失信者,取得他们的脑CT图像。诚实守信者样本形成的是对照组,也取得他们的脑CT图像,通过比对两组图像求证“二者之间有明显形状差异”的假设。但遗憾的是,在公开的文献库里,没能检索到脑垂体物理性状比对研究的文献。

日本医生春山茂雄著的《脑内革命》一书曾在国内十分流行,他传授自家祖孙三代使用的大脑理疗和修炼方法。他特别关注大脑中与情绪有关的三种激素分泌,分别是 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他用类中医学理论解释了激素水平高低对人行为产生的影响,还介绍了食疗进补和心灵修炼方法。或可说,日本医生的研究对中医学发展是个启发,中医学也该能对调谐脑内激素分泌做出贡献。

至于遗传学,它是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外延方法,早期研究是从动物的DNA入手。科学发现早已揭示,染色体是DNA的载体,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效应的片段,构成DNA的基本单位是4种碱基,人类的性格、气质、能力及精神失调等无一不受基因的影响。科学家可以通过医疗方法干预染色体,修补或修剪 DNA,治疗人体激素分泌方面的缺陷,或阻止不良基因遗传给后代。遗传学研究认为,低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型(MAOA)会导致脑部单胺氧化酶含量偏低的基因型,这种暴力基因与行为冲动是强相关的。科学家还发现,低表达的MAOA基因容易导致酗酒、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它被一些科学家称之为“战士”基因。这是多少与“道德”相关的基因研究。

03

信用生理学的可能应用场景

在期望的信用生理学应用方面,科学家通过实验产生出若干技术方法,寄希望用于识别潜在失信人群、治疗失信者、提升诚信举动的幸福快感、改进人群信任关系等。

若要在短时间内提升人体催产素的水平,方法极其简便。在欧洲,瑞士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生产的催产素鼻腔吸入喷雾剂(Syntocinon)可在市场上购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曾批准生产和销售催产素鼻吸喷雾剂,但因市场销售量低,制药厂主动停产了。

在脑-机接口技术开发方面,科学研究一直在推进。2008 年,美日科学家曾完成过一项成功的实验。美国科学家从植入猕猴脑部的电极获取神经信号,将信号和视频通过互联网发给了位于日本的实验室,最终美国猕猴成功地“用意念控制”日本实验室里的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了与之相同的动作。自此,用芯片植入方法连接动物脑神经通路,操控实验动物动作等内容的实验似乎出现了“喷发式”增 加,美、英、日、俄的相关实验报道不少。近期,美国耶鲁大学的科学家让死亡动物大脑复活的报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脑科学研究的推进速度。但是,通过人工智能芯片对脑神经电流的流向和大小进行控制,在大脑做决策的关键时刻接通能做出诚信决定的神经网路仅限于理论探讨,并未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通过增加“好激素”的摄入量去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乃至行为,神经生物学的此类研究成果对行为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通过文献调研可以发现,不少心理学家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从行为心理学角度看,行为人接受治疗的目的是让其能在日常生活中抑制住本能冲动,总能做出趋于理性的决定。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对行为心理学者设计更有效的新型心理疗法提供了技术支撑。从技术路线上看,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深究思想与意图在人类大脑中产生的根源,二是要将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三是研究对应行为对社会及他人的经验产生怎样的影响。

信用生理学还能延伸至微观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是研究个人经济行为和活动规律的学问。奥地利学派鼻祖、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在1940年开始为弄清“理性经济人”问题而进行人类行为学研究,并于1949年出版了《人的行为》这部经济学著作。他对一类人的感性和下意识行为解释道:“行为不决定于理智,而是发动于一些‘深藏于密’的先天力量,即冲动、本能和癖好。这些力量之发生作用,都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他还说:“感情激动时的人,与其冷静考虑时比较,每每把目的看得较重,而把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看得较轻。”

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教授长期研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不充分披露交易信息、歪曲交易信息、误导消费者或赊销的授信方,以及虚假广告、专利剽窃、偷税漏税、违约现象、偷懒等“失信”行为。他在200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激励了科学家对信用生理学研究的兴趣。

微观经济学作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理论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始终是处于人的行为与客观经济社会存在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过程。微观信用经济学主要研究让人做出非理性(感性)购买或履约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就其研究的目标来说,信用经济学与信用生理学可谓是殊路同归的。换言之,对于微观经济学研究来说,信用生理学该是某种技术或应用工具。

再进一步,对于经济制度规范或商业伦理设计和实施者,信用生理学允许他们考虑采用技术手段进行干预,高效改造失信或违规人群,对推进诚信道德建设、失信惩戒机制完善、暴力犯罪机理解释、形成优生优育新方法等方面都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一旦取得技术性突破,应用场景就有可能拓展至信用风险控制和打击贩假制假等方面。

04

信用生理学研究的科学伦理约束

从信用生理学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和应用前景角度看,尽管技术有可能变革社会和造福人类,可转到伦理角度却让人细思恐极。鉴于信用生理学的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从实验阶段,它就该受到科学伦理的约束。如果不建立相应的道德准则,这些领域的新技术恐怕会带给人类许多麻烦。推进信用生理学研究的底线是治疗方法必须合法,不能伤害人体健康,符合人权伦理。

对人类来说,与脑科学紧密相关的信用生理学恐怕会对人类产生4项威胁:

  • 一是个人隐私泄露;

  • 二是个人自主权丢失;

  • 三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可能扩大;

  • 四是恐怕会有组织或人妄图通过相关技术方法获得更多权力,以致操控人群。

已经有科学家指出,与人脑精神控制相关的技术有可能成为危险武器。因此,在这个新学科的起步发展阶段,似乎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追踪了解它的进展,同时也警惕它。

至于与遗传相关的研究和实验,虽然科学家首先要抑制的是人的暴力倾向,“修理”激素分泌器官的第一目标也是为了“去暴力”,但对于“好激素”分泌的研究紧随其后。这类研究存在“抹平人与人或人与群体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生理差异”的可能性,有必要担忧因此对人类遗传差异在比例变化后产生的可能后果,更要设法避免因此产生的种族歧视。

由此可见,为上述领域的科学实验和应用立法极其重要。欧盟提前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立法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可以提早为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未来应用立法,这类法律对于信用生理学都属于“上位法”。

除各国为此立法之外,还有必要尽早建立相关的国际规范,明确那些该被禁止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当然,我国政府有机会率先占领这个领域的道德制高点。

总之,尽管信用生理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会受到伦理和法律约束,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类似脑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取得进展是无法阻挡的,研究定会有条不紊却近乎“悄声无息”地进行着。如果阻挡不了上述学科的研究,政府就该提早做出应对预案,引导相关研究进入到那些给人类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领域,或在竞争中不输给他人。鉴于此,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研究者更应当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需要伺机启动信用生理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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