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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信任也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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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皆知科技是生产力,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信任也是生产力。经济活动的开展,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然后才是科技的应用问题。离开信任,再先进的技术可能都会被束之高阁。只要是人的活动,都会牵涉到信任问题,科技活动也不例外。很大程度上,科技的发展可以视为信任的产物,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标志。


  正是信任,使得拥有企业家才能、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各种人才能够走到一起,进行某一项商业活动,创造财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没有信任就没有商业。比如,银行业是建立在银行不会储户的钱卷走的基础上的,物流业是建立在快递公司不会损害寄件人的利益基础上的。进一步说,企业家要获得资金,必须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工人要找到工作,要获得雇主的信任;租客要租到房子,要获得房东的信任等等。


  假如缺乏信任,不仅新的商业活动不会出现,已有的商业活动都会萎缩,很多行业会消失,社会将向自给自足状态退化,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也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才使社会得以存在,这种基本的信任也被称为“共享价值”。


  分工合作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但正如斯密所说,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显然,只有把交易扩展到陌生人,市场的规模才会扩大,经济的持续繁荣才有可能性。但这必须以解决信任问题为前提条件。因为相比熟人社会,在陌生人之间更需要有某种信任关系才能使交易发生。既然信任这么重要,那么信任关系又怎么才能建立呢?


  首先,信任关系与人的本性有关。每个人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眼中的骗子,而是更愿意成为他人眼中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被他人信任会使自己获得尊重,让自己更心安理得。个体的这种自爱倾向会促使他努力赢得他人的信任。其次,信任关系也是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一个人越是得到他人的信任,他的客户就越多,赚钱的机会就越多。市场提供了这种正向的激励,使信任能够像资本一样不断积累,并且积累信任也像积累资本一样能够从中获得回报。


  但是,不可否认人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我们无法保证一个人总是诚信的,这意味着需要制度来对失信者进行惩罚。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富裕或贫穷。不难发现,缺乏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往往是贫穷落后的,而发达国家一般拥有保障诚信的制度和文化。这种制度不是谁设计出来的,它本身也是市场自发产生的。


  市场有很多解决信任问题的制度安排,比如“品牌”就是其一。品牌是商家对消费者的可信承诺,它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也给商家带来溢价,这种溢价是商家建立信任关系得到的回报。它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获取这种回报。如一个社会缺乏信任,那么自然地也会缺少品牌,这样的社会也往往是经济落后的。发达国家的商业品牌多,正是这些国家具有较高的信任度的体现。


  关于上述制度的自发性,一位名叫斯特林厄姆的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阿姆斯特丹与伦敦,类似股票市场这样的复杂市场都是在没有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运转的。这些市场的管理者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市场准入制度,把不诚信的交易者排除在市场之外。在各行各业中,保障信任的制度安排也大多是商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发现的。


  除了制度安排外,商家也会努力使用那些有助于解决信任问题的先进技术。比如,区块链建立了不可更改的分布式账本,较好地解决了信任问题。各种安全软件也有解决信任问题的功能,它们使人们比较放心地下载和使用各种应用软件,这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各种便利。可见,尽管在市场中会存在着假冒和欺诈等问题,但同时也会自发地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市场秩序就是在不断地解决信任问题中扩展的。


  如前所述,“信任”就像产品一样,会被市场自发地生产出来,不需要政府去提供。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会阻碍人与人之间达成信任的规章制度,并且从自身开始,一以贯之地履行诚信的原则


本文首发《南方周末》,2019.3.28